权在手，敬畏不能丢

重走长征路到瓮安，有两处地方让我久久驻足。一处是猴场会议旧址，一处是县城中心2008年“瓮安事件”中被焚毁的旧县委县政府遗址。前者静谧庄严，后者只剩塌陷的地基，旁边建着警示教育馆；不远处的新行政中心，“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三处场景、两段时空，留下了关于权力运行的启示。

长征途中，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惨重。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主转兵贵州；黎平会议正式否决原定路线；到了猴场会议，又进一步明确：军委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地点的选择，必须向政治局作正式报告，接受集体审议。

短短一条规定，针对的是少数人专断指挥，恢复的是集体领导和实事求是。这种实事求是，说到底也是对客观实际的敬畏。情况变了，判断就要跟着变；实践证明错了，就要敢于纠正。正是这份直面错误、及时纠偏的清醒，让红军稳住了濒临溃散的阵脚，为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这里需要说明，猴场会议解决的是党内军事决策机制、权力运行与民主集中问题，而后来瓮安出现的治理风波，属于基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协调、诉求回应问题，两者不能简单类比。但两者之间，又有一条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我们党从革命年代起，就形成了权力受约束、决策讲民主、遇事重实际、有错敢纠正的传统；进入执政治理阶段，这一传统理应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制度遵循和干部服务群众的行动自觉。一史一今，共同指向的是“权力如何用好”的根本命题，也提醒我们：手中有权，更应有所敬畏。

笔者曾在苏北一个贫困乡镇担任主官，对此有过切身体会。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与苏南常熟藕渠镇对口帮扶。当地一家效益很好的农药厂因环境容量不足准备搬迁，愿意优先考虑我们。那时乡镇财政十分拮据，这样一个能快速增收的项目摆在面前，我并非没有动心。

但我们地处全县河流上游，项目一旦落地，可能受到影响的不只是本乡镇，还有下游几个乡镇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最后，我把这个项目推掉了。几十年过去，如果问我当年任内最大的贡献是什么，这就是我最大的贡献。基层治理，要敬畏自然规律，也要尊重群众利益，不能为一时冲动、个人政绩、眼前利益，损害地方的长远利益。

瓮安事件的教训就在于此。但历史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反思教训，更在于正视问题后的改变。瓮安痛定思痛，没有掩盖、回避过去，而是完整保留旧政府大楼烧毁后的遗址，并在一旁建起警示教育馆，让这段教训始终留在城市中心，也留在党员干部心中。

治理之道，重在为民，贵在实效。当地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把整改落到一件件实事上：关停清理污染水源的小型磷矿和洗选企业，对岩根河等流域实施综合治理，昔日被戏称为“米汤河”的水体逐渐还清；盘活废弃矿区与闲置土地，在县城周边建成清涟湖湿地公园。与此同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推进村务、政务公开，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持续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等实际问题。从曾经矛盾突出、干群疏离，到后来秩序安定、人心渐稳，瓮安的转变说明：真正把群众放在心上，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作风转变落到实处，基层治理就能一步步回到正轨。

一路走来，我愈发笃定，历史的道理从来都朴素直白。一方治理的安稳与动荡、兴盛与衰败，不在于表面的平稳，而在于是否真正倾听群众的声音。敬畏事实，才不会一意孤行；敬畏规律，才不会急功近利；敬畏群众，才不会漠视民情。失去了这份敬畏，权力就很容易走偏。

猴场会议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清晰而深刻：从制度上约束少数人专断，让军事决策重新回到集体讨论、实事求是的轨道；瓮安的教训则是，权力不能沦为个人专断的工具，决策不能脱离实际、一意孤行。唯有放下执念、倾听不同声音，坚守实事求是的底线，才能走对路、行得稳。

重走长征路，回望猴场会议这样的关键历史节点，从来不是为了简单复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直面问题、坚守初心的力量，照亮当下的前行之路。历史和现实都在说明，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越要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越要懂得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尊重群众。

守住做事的本心，方能赢得群众的信任；贴近群众的心声，方能守住长久的安宁。这两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需要一辈子的清醒和努力。走过这两段历史，每个执政者都不妨问自己一句：手中的权力，究竟为谁而用？猴场归权，归的是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归的是权力为民的根本初心；瓮安两鉴，鉴的是民心向背的历史规律，鉴的是履职尽责的时代责任，更鉴的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成长之路。（周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