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们曾发文，将常州书院的千年文脉细细道来。
但如果把时间拨回三百多年前，常州的书香曾有过一段暗淡的日子，而点亮那段日子的，正是——延陵书院。
书院之创
康熙七年（1668）的常州，双桂坊里多了一座书院。
它叫“延陵书院”，建在季子祠西侧（今常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及人民公园范围内）。创建它的人，是刚到任的常州知府骆钟麟。
《常州府城坊厢字号全图》（常州市档案馆藏）
双桂坊这地方，常州人都不陌生，宋代时，这里曾因“一门两进士”的佳话而得名，历代文教机构多设于此，是城里数得着的文化地标。
而“延陵”二字，更是直指常州最古老的文化记忆：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封于延陵，世称“延陵季子”。书院取这个名字，既是对先贤的致敬，更是对士子的期许。
延陵书院墙砖
骆钟麟（1624—1671），字挺生，号莲浦，浙江临安人。顺治四年中进士副榜，授安吉州学正。
在安吉任上，他召集诸生讲“先行后文”之说——道德实践先于文辞修养。这话听起来朴素，却成了他一生的底色。
康熙八年（1669），四十五岁的骆钟麟升任常州知府，从关中到江南，风物迥异，但他首先撞上的，是繁重的赋税。
常州州县赋敛沉重，官吏从中渔利，百姓苦不堪言。骆钟麟“立法钩稽田赋数字，清理积欠”，胥吏再难作弊。属县每年例贡给知府的“漕羡”钱三千金，他拒而不受：“我若贪此，何以对百姓！”漕卒闻之，“咸敛手奉法”。《中国廉政史鉴》记下了这一笔。
但赋税整顿只是开场，骆钟麟真正要做的，是教化。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
他清楚，一个地方的长远发展，靠的是人心端正与人才培养。常州人后来评价清代“贤有司知治体，必首推钟麟”。他入祀常州名宦，也被写进《清史稿·循吏传》。
书院之盛
延陵书院，就是这份抱负的落脚处。
书院选址双桂坊，季子祠西，用心显而易见。但骆钟麟对书院的定位，并不止于科举备考。他要的是一个学术讲论与道德修养的基地。
到任常州后，他做了一件震动江南士林的事——迎请大儒李颙南下讲学。他亲自率僚属，并推荐士绅学子前往听讲。李颙在常州“开讲于无锡、江阴、靖江、宜兴，昼夜不得休息，来听讲者云集”。一时间，延陵书院成了江南学术的重镇。
延陵书院
骆钟麟在书院“阐发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说”，使“士林蒸蒸向风，吏治亦和”。这种盛况，清初书院中并不多见。
魏禧为此写下《重兴延陵书院记》，收入《宁都三魏集·魏叔子集》，称誉骆氏慨然以风教为己任，盛赞“常州为古今人文之薮，倡明道学者代有其人”。
但骆钟麟心里，还压着一件事——龙城书院。
龙城书院是常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书院。明隆庆六年（1572），知府施观民利用晋陵县旧治创建，斋堂二百余间、膳田千余亩。可张居正新政一声令下，“尽毁天下书院”，龙城书院被迫停办。
万历三十一年（1603），知府欧阳东风在旧址建先贤祠讲学，避开书院之名；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又禁书院，幸得知府曾樱力保，才“独得不毁”。清初兵燹之后，到骆钟麟任上，龙城书院已破败不堪。
顺治九年（1652）清廷曾下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直到乾隆朝，这层顾虑才逐渐松动。
乾隆十九年（1754），继任知府宋楚望才真正完成龙城书院的复兴，“捐俸以兴复龙城书院为己任”，两个月完工。
书院之守
骆钟麟重办龙城书院的努力未果，但延陵书院填补了龙城书院缺席留下的空白。郡人评价他在常州的治绩，“自前守李幼滋、欧阳东凤以来，所仅有也”。
李幼滋、欧阳东凤都是明代常州以兴学重教著称的贤守，骆钟麟能与他们比肩，时人的认可可见一斑。
康熙九年（1670），常州发大水，“属邑漂流”。骆钟麟劝富人出粟赈灾，自己“遍历穷乡劝赈”，“民无荒亡”。
次年夏又大旱，他“葛衣草履，匍匐步祷”，“躬诣郡狱露祷，日食粗饭一盂，菜一匙”，自引其咎，“言与泪俱出于至诚，闻者感动”。不久，他因母丧离职。归乡后，又遭父丧，哀伤过度去世。
延陵书院却没有随他而去。道光十八年（1838），知府黄冕重建；咸丰十年（1860），毁于兵燹；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武阳商会。屡经兴废，它始终是常州四大书院之一，在清初的文教复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座书院的生命，从来不只是砖木构筑的学堂。
延陵书院从双桂坊立起来的那天起，就接过了常州文脉的一棒。季札的“至德”精神，李颙的讲学传统，骆钟麟的“先行后文”理念，都在这方院落里交织。
后来龙城书院复兴，常州书院林立，文风蔚然，但延陵书院作为清初那一段空白期里的守望者，让龙城书香在风雨飘摇中未曾断绝。
部分图源：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