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店主好意帮扶店内老人，却在老人死后被其家人索赔，赔付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款。最终在社会舆论和当地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事件迎来好的发展，相关部门依据《民法典》，确认女店主无责不需赔偿，而死者家属也退回了钱款。对于这件引发网络关注的事件，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刘孟昕律师表示，这是《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的生动实践，保护了救助人的善意善行没有被“污名”和导致损失，无疑会扩大“好人条款”的知晓和乐于助人精神的普及。
帮扶老人“赔了”1万9，引发争议后对方退还
湖南祁东“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一事近日引发社会关注。
经多家媒体记者多方询问并与多份笔录印证，老人罗某生前是某棋牌店店主肖某的街坊邻居，二人相识。事发当天，老人独自走到棋牌店门口一张椅子上坐下，未与任何人有过接触，随后突发身体状况。肖某一时慌了神，喊来其他人帮忙拨打了120。因天气炎热，店内又无空调，她判断老人可能是中暑，按民间经验将他移至门口通风处。“祁东话说中暑要‘见天’，‘见天’能呼吸新鲜空气。”肖某说。然而老人最终离世。家属通过回看视频，认为肖某施救方式存在不当，对死亡结果存在一定责任，提出了索赔诉求。
接到医院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将肖某和两名目击者请去协助调查。到场处置的派出所民警告诉当事双方，可以就这一事件到当地综治中心进行调解。而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罗某系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刑事案件。现场视频显示，肖某全程积极施救，及时报医，行为善意正当。
双方第一次正式调解中，罗某家属提出赔偿10万元的诉求。参与调解的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当面讲明，依据民法典，主张侵权赔偿须举证证明对方有过错，调解须双方自愿，任何一方不同意即可终止。卷宗显示，肖某坚持自己无过错，但自愿人道帮扶2000元，罗某家属降至5万元后不再让步，调解就此暂停。考虑到天气炎热，经调解人员建议，罗某家属于当日下午先行火化遗体。
第二次调解采取“背对背”方式。罗某家属将补偿金额降至2万元；念及老人是街坊邻居，如今不幸离世，店主肖某的一名亲属根据当地风俗援引同类事件，主动提出15000元。此后，考虑到分歧和矛盾影响精力、时间，也可能产生次生问题，双方逐渐达成19000元的共识。肖某丈夫当场转账。调解中，调解人员都点明了，没有证据表明店主一方存在过错，因此店主一方不应承担责任。
因为签调解协议前一天遗体已火化，客观上不存在“停尸”要挟的条件。肖某儿子坦言，最终接受19000元，是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状况，出事后她一直失眠。
罗某儿子说，一家人通过这件事，逐渐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认可了没有过错不需要赔偿这一点。8月底，罗某家属将19000元转回给肖某儿子，备注：“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双方在当地有关部门见证下，签署了一份《见证书》。罗某家属表示已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肖某儿子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表示将继续施行善行，力所能及帮助有需要的人。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依据《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店主的帮扶行为得当、不存在过错，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好人条款”值得全社会大力弘扬
记者：民法典为何要确立“好人条款”？
刘孟昕：“彭宇案”后，救助摔倒老人反被讹成为了热门话题，“扶不扶”“救不救”的问题成了百姓心中的一座大山。2017年3月，经过多轮修改、研讨，法律委员会和专班同志充分尊重人大代表意见，决定删除原《民法总则》中“但是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的表述，正式确立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好人条款”，受到广泛好评。2020年《民法典》沿用。
“好人条款”反映了人民群众内心最强烈的呼声，为见义勇为者提供法律护盾，让善行善意得到尊重，营造了互帮互助的和谐社会氛围，大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记者：救助人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适用“好人条款”？如果有监控或者他人现场拍摄的证据还好，如果当时地处偏僻，就只有救人者在场时，该如何做才能更好地证明自己的救人行为，而不至于被误会？
刘孟昕：需要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1）救助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自愿是指救助人不具备法定、职业要求或者合同约定的救助义务，是出于乐于助人或者见义勇为实施的救助。因此紧急救助行为不包括专业救助行为。（2）救助人以救助为目的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即救助人需以“救助”受助人为行为的主观目的，为了受助人的利益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3）受助人的损害与救助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即在紧急救助过程中，因为救助人的行为造成受助人的损害。（4）救助人对因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的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地处偏僻又没有他人在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救助人可以用手机记录救人过程（同时注意自身安全），及时拨打急救或求助电话，懂急救措施的可以进行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操作。事后救助人应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说明救助行为的紧急性和善意性；若遭遇无理索赔，可依据“好人条款”依法抗辩。
记者：我发现现实中容易引发争议的往往是被救者未能获救，救助人也无大碍，被救者家属会索赔，这个案例就是这样。那么案例中老人家属的理由能否站得住脚？若是救人者被被救者家属找理由索赔，救人者需不需要自证清白？
刘孟昕：从法律层面来讲，仅仅因为施救失败、被救者死亡，家属就推定救助人有过错并提出索赔，无论找什么理由，本身便站不住脚。因为紧急救助本身就无法保证一定救活，法律也不会以“抢救结果不好”倒推施救行为存在过错。想要让施救者承担赔偿责任，家属必须拿出确凿证据，证明施救者存在故意加害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并且该不当行为和死者最终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单纯施救不成功不能成为追责依据。
而在举证责任这个关键问题上，救助人并不需要自证清白。民事诉讼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基本原则，死者家属作为提出索赔、主张救人者有错的一方，负有举证义务，必须提交监控录像、目击证言、法医或医疗鉴定结论等确切证据，证明施救行为存在过错、过错造成死亡后果；施救者只需要反驳对方的索赔主张即可，没有法律义务主动搜集证据证明自己救人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家属拿不出充分证据，就要自行承担败诉后果。当然，施救者如果在现场条件允许时，主动留存视频、寻找目击证人，属于自我保护的明智之举，但这只是自保策略，并非法定责任。
记者：救助高处坠落女童被质疑为何要托女童屁股，救助女子被质疑触碰对方隐私部位。对于这类“吹毛求疵”的挑刺，“好人条款”是否可以用来为救人者维护好名声？
刘孟昕：“好人条款”意味着救助人具备乐于助人、见义勇为优秀品质，当然有助于维护救助人的好名声。对于网络舆论对救助人“吹毛求疵”的挑刺，首先，从心理层面看，面对这种无端且无礼的恶意评论，救助人不必过度内耗或纠结于他人的恶意揣测，更不必试图说服“键盘侠”，避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应该将精力放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上；其次，从法律层面看，对救助人的名誉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救助人可以及时保留相关网络截图、视频等证据，进行平台投诉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民事、刑事维权，毕竟“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记者：作为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该如何用好“好人条款”？
刘孟昕：作为普通市民，“好人条款”是日常行善的法律保障，但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也建议救助人留存现场照片、视频、目击证人联系方式等证据，优先拨打 110、120，做到见义智为。若施救后遭遇对方索赔讹诈，救助人不要私下赔偿，可报警处理、积极应诉，援引“好人条款”维护自身权益。
与此同时，《民法典》第183条受益人补偿条款与第184条好人条款是一套相辅相成、双向兜底的组合保障：第184条解决的是救助者“怕担责赔钱”的后顾之忧，免除救助人对受助人的损害赔偿风险，保护施救者的后方；而第183条则着眼于救助人自身受损的情形，当施救者见义勇为而负伤、蒙受损失，优先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赔偿时，受益人依法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两条条文一免责任、一补损失，共同构筑起善意助人的法律防护网。
弘扬社会正气绝非一句空洞口号，它事关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走向，如果善意得不到法律保护，人们就容易陷入“不敢扶、不愿救”的困境，冷漠观望会逐渐消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用好这两条条文，就是以法治守护善良，鼓励更多人放下顾虑主动伸出援手，形成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既要清楚施救不慎伤人可免责，也要明白自己救人受伤有权获得补偿，从而消除大众行善顾虑，敢于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伸出援手，主动为他人见义勇为作证，受益人更应当心怀感恩，不随意追责救助人，以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传递善意，凝聚崇德向善的社会力量，不断营造守望相助、正气充盈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