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的西缘，一座名为“商会桥”的石桥横跨古运河水系的南市河上，将喧闹的南大街与静谧的东下塘相连接。桥名“商会”二字，点明了其与常州商会百年商脉的深厚渊源。站在桥上，北岸是青果巷粉墙黛瓦，西眺运河波光粼粼，脚下流淌的不仅是运河水，更是常州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沧桑岁月。
桥畔风云：总商会的时代身影
现场可以看到的商会桥，很新，但这个“新瓶”却装了不少“旧酒”——它之所以得名，就在于历史上附近曾创办了常州近代工商业组织化的起点——武阳商会，而公园大厦内也曾是常州市总商会（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办公地点。
清末，在洋务运动影响下，常州近代工商业有了较快发展。光绪三十一年（1905）4月，乡绅恽祖祁、于定一等发起筹建武阳商会。筹备处设在了城西磨盘桥钱业公所内，商界入会者共有26业。
1906年7月，由武进、阳湖两县商界共同组成的武阳商会正式成立，又称常州商务分会、常州商务局，当时隶属苏州总商会。这意味着此时的工商业者不再处于自然状态，而有了一定的组织程度，并且发起了一系列善举。为方便交流，双桂坊延陵书院废基南端一处地方成为了新会址，武阳商会这才有了固定场所，耗银5300元，会所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落成。
辛亥革命后，武阳商会于1912年改称为武进县商会；1949年4月，常州解放，旧商会组织终止使命。1953年1月，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成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40年后，增挂的“常州市商会”牌子，让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恢复了商会职责。2004年3月30日，经民政局核准，“常州市商会”正式更名为“常州市总商会”并挂牌，实行工商联与总商会“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体制。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市共有商会组织290家，会员总数突破4万家。
“这座桥是个纪念，从其名称，就可以遥想常州近代工商业从手工作坊向现代工厂转型的艰辛历程，也见证了商人们在时代洪流中抱团图存的努力。”一生与常州商会交织发展的姚同德，住在桥畔不远处的胜利巷16号姚宅，如是评价商会桥。
见证者说：姚同德的商会故事
今年7月，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州市委员会资深会员的姚同德，刚刚被授予“入会四十周年荣誉证书”。他出身于常州著名的染织工业家族，其父姚伯方是常州染织业先驱，家族居住的胜利巷16号姚宅，从清末至今历经四代人传承，现为常州市不可移动文物。
出生于1943年的姚同德，今年已逾八旬。姚宅屋前有两棵与他三哥同龄、俗称“馄饨树”的朴树，是由姚伯方亲手种植的，近年刚被挂牌纳入常州市古树名木。记者前去拜访时，姚同德正坐在树下，与儿子回忆常州纺织业的辉煌岁月。
商界巨擘、纺织大王刘国钧于20世纪初白手起家，创办大成纺织染公司，缔造了常州近代工业的辉煌。20世纪50年代，作为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频繁往来于商会桥畔，在常州市总商会运筹帷幄，协调行业事务，推动常州从“纺纱织布”走向“工业重镇”。
姚同德的记忆中，更为印象深刻的是家族史中的“桥”——与刘国钧同届，也是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姚伯方，解放后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组织调查小组向工商界宣传党的政策，向政府反映纺织业的实际情况，还协助税务部门组织集体缴税。1954年，姚伯方将自己经营的志盛恒布厂与协盛布厂合并，带头推动同业接受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11日，毛主席来江苏视察工作期间，正在南京开会的姚伯方还被接见并光荣地与毛主席握了手。
在青果巷老宅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的姚同德，见证了常州商会从旧式同业公会向新中国工商业联合会转型的阵痛与新生。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商会桥畔的建筑也从民族资本家的议事厅，转变为工商界人士学习、改造、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阵地。直至当下，他依然心系商会事业。姚同德说：“其实我们都是‘桥梁’！”
薪火相传：常州商会的新时代作为
时光流转，今日的商会桥静静地卧于运河之上，从刘国钧的纺织机声到新能源产业的全球布局，商会桥见证的常州商脉与时俱新。
“苏超”赛场，东哈烧烤从街边摊走进万人体育场，用“世界最小牌赞助商”的流量奇迹，彰显了个体善意与城市系统之间的双向奔赴；非遗出海，吴澄团队讲乱针绣从工坊推上拉夫劳伦国际奢侈品舞台，在传统语言与国际表达间成为了“文化翻译官”——近年来，在常州发生的这两件事看似不相关，却共同指向我们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一场商业进化：新商业精神的核心，正从“做大做强”的规模崇拜，转向“做深做真”的价值共鸣。
正如桥下运河水，川流不息，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常商”弄潮儿。今日的常州商会桥，正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商业故事”。
（本文由常州市委统战部提供支持）
